人们通常拿中国企业和印度企业比：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大企业，印度的软件、IT行业的企业国际化水平也都很高。而中国企业相对还很弱小，做的都是一些低端的事情，国际化程度也很低。

　　但樊纲认为，要跟企业的历史比。他举例说，印度最大的企业TATA集团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，而中国企业多数是1992年以后成立的，才有15年的历史。

　　“15年的中国企业已经有像TATA集团这样的经营模式了，应该说中国企业发展得比印度企业快。”樊纲说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必然会有一大批企业被淘汰，但中国企业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，绝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。

　　在一些国际会议上，印度企业家通常比较喜欢演讲，中国企业家很少说话，因为对印度企业家来说，英语是他们的一大优势；印度的法律体系是英美体系，所以印度企业天生地比中国企业更了解国际市场。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不是在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下成长起来的，也不是在世界市场上成长起来的，还有一定局限性。

　　“但情况会慢慢变好的。”樊纲说，这是因为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走向世界，很多企业家在接受MBA、EMBA等各种各样的训练。许多企业家的孩子也要从哈佛大学等国外名校毕业回来了，他们都带来了很多国际先进管理经验。

　　著名经济学家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，中国具有一个人数众多、成本低廉、素质比较好的劳动大军，这个比较优势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里取得巨大成功。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局限性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。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，因为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投入大量资源，这对环境有很大伤害。

　　“在经济增长里面如果扣除了环境的损失，恐怕我们辉煌的业绩就要大大地减色。”吴敬琏说，根据联合国、世界银行和我国相关机构最近的计算，中国明年的环境损失大概要扣掉3~5个百分点，而且这个问题是累进的，现在看来越来越显得严峻。

　　“上世纪80年代，制造业在日本国内还占很大规模时，日本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国家，人们每天上街都戴口罩。但现在去日本你会发现，那里空气非常清新。”樊纲则表示，中国目前是个制造业大国，必然会存在污染，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经过的过程。

　　“中国应分析污染和经济增长是否成比例，如果污染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快，说明污染过多。”樊纲认为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，过去污染的成本很低，污染物的排放量很大，下一阶段需要加快治理的速度。对企业来说，环境的成本会加大，但该成本在经济增长起来之后会逐步变成可承受的。

　　国际上有人认为，中国的污染已经治理不过来了，以后也会永远污染下去。樊纲说，历史上，发展起来以后所有的国家都很快在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使污染得到治理。中国也在朝着治理污染的结构在发展，但这个速度也不一定很快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，中国对国外矿产资源的需求上升，它带动了全球矿产贸易的兴盛，但也随之出现了中国资源威胁论的不谐之音。

　　樊纲认为，经济增长以后要用更多的资源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正常的；中国在为全世界生产，利用全世界资源，也是正常的。

　　“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的利用效率太低，导致了我们利用资源的成本比别人高，那就没有竞争力，就会出局。”樊纲说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做的是改革制度、改革各种技术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。中国企业到海外寻找资源时，政府应保障企业以公正的价格得到资源。